1939年川大师生借读峨眉山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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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本文来源：成都日报」

胡淮珍（口述）谭红（采访整理）

图片由四川大学校史馆提供

编者按：

年，四川大学从成都皇城校区迁往峨眉山办学，历时4年，年迁回新建成的成都望江校区，开始了四川大学办学的新纪元。胡淮珍是川大文学院教育系第12届毕业生，完整经历了抗战时期川大在峨眉山办学的4年岁月。从年7月到12月，谭红多次采访耄耋之年的胡老先生，96岁的老先生勉励回忆，毫无保留，且不辞年事已高，亲自修改审定了全部采访文稿。年7月，胡淮珍先生仙逝，享年岁，川大峨眉山时期最老的学生走了，愿他在另一个世界没有战争侵扰，岁月静好。

大轰炸加速迁校罗汉堂成女生宿舍

年，国立四川大学成立，校本部在成都城中心地带的皇城理学院、法学院仍在南较场。抗日战争期间，年1月，川大校长程天放为保护学校安全，避免无谓牺牲，提出将川大迁往成都西南公里的峨眉山；5月，程天放率员先行赴峨眉山考察并成立临时迁校委员会；6月开始搬迁，除了农学院仍在城东郊外的望江楼，其余文、理、法学院都陆续迁到峨眉山。年7月27日，日寇出动飞机架，投弹枚，炸死炸伤人，炸毁街道82条，史称“成都大轰炸”。在此次轰炸中，四川大学皇城校本部和南较场理学院、法学院均中弹着火，至公堂、明远堂一带的办公区和教学区，留青院、菊园一带的宿舍区等，共间房屋变成废墟。这次轰炸加速了川大向峨眉山迁校的进程。9月21日，四川大学在峨眉山正式复课。

我年入校，4年的大学生活都在峨眉山校区。在伏虎寺、万行庄（万姓大宅院）、鞠槽（鞠姓大宅院）、报国寺、善觉寺、雷音寺等，都分布着学校的教室、宿舍和办公地点。校长程天放住在报国寺，每天乘坐特制的滑竿，由4人轮流抬着去伏虎寺办公。当时学校的老师都是步行去上课，包括资历很老的向楚、邓胥功等老教授都不坐滑竿，步行去上课。

住在伏虎寺大殿里的学生也就几百人，当时学生衣食住行很朴实。男学生一般都穿长衫、学生服，还有瓜皮帽，大部分不戴帽子。女生都穿素色旗袍，素色短衫、短裙，素色袜子，青色平底步鞋，根本不美容，一律本色面目。伙食由学校办理，也有私人的工友办理。山上条件有限，当时少数人还住在农民家里搭伙，很简单。

伏虎寺大殿左边上石梯子十余步有一单独的四合院，叫罗汉堂。内有五百罗汉，均是木质雕刻的，造型精美，形象如生，都有称号，多姿多趣，近乎人性，有喜、有笑、有怒、有忧、有善良、有威猛……凡是人间表情，在这里几乎都能看到，尽管表情不一，但他们内心善良，都有一个共同愿望，济人度人。有趣的是，罗汉堂被设为女生宿舍，不免让人忍俊不禁。

只有一部公用电话刻苦读书的好地方

师生们在峨眉山的生活是与世隔绝、简单枯燥的，心理也有一些变化，每日眼见高山耸立，秀峰环列，林深谷幽，大树合抱，云岚飘忽；庄严寺庙，或藏于幽谷，或显于峰梁，或悬于岩壁。春夏季节，野花遍地，杜鹃花满山；秋冬降临，霜云覆盖，银装裹树，雪莲花挺秀，一派净土，不受世俗干扰，自觉心胸空明，如临佛境，真是潜心专研、刻苦读书学习的绝妙好时机和地方。

为了解决上课的教室问题，在伏虎寺大殿左右园林的地坝上分别各修了四排草木结构房屋，每排各有三间教室。图书馆设在伏虎寺正门外左边一个很结实、宽广的大草屋内。历代的各种古典文籍和中外参考书籍，都保藏在这间草房内，借阅书的师生是很多的。抗战中，沦陷区高校及图书馆多遭日寇摧残，而川大未受到大的影响，许多珍贵书刊文献得以完整保存。据年的数据统计，川大迁峨眉山后图书馆藏书册，年增至970余册。

大礼堂是一个林木配搭结构的大草棚，与图书馆比邻，但在这里很少开大会。当时川大在峨眉山的各个学院均有一个临时体育场，在伏虎寺下修了一个游泳池，在白望坡上筑有一个“尚志亭”。在报国寺与伏虎寺之间有一块小平地，修了仅有的一个篮球场，供课外活动锻炼之用。

当年的峨眉山尚未开发，交通不便，物资供应匮乏，与外界隔绝。在距离报国寺两公里的地方，修了一条从乐山到西昌的公路，名叫“乐西公路”。学校安装了一部公用电话，设在报国寺，是学校和成都联系的媒介。学生要给家里打电话都要去峨眉县城。为了解决师生对外交流，信息来往，专门有个工友名叫史明安，他每天收齐师生的信件送到峨眉县邮局投递，又从邮局把寄给师生的信件、书报取回学校，分送各院交给收件人。一年天，不论雨天雪天，史明安天天往返在县城与伏虎寺、万行庄、鞠槽三处，毫无怨言，师生对他有深厚的感情。

学生在山中的生活以学习为主，白天上下午都是上课，在教室里度日子，晚饭后下山去报国寺休闲喝茶，有独饮独思的，有三五成群交换学习思想，各抒己见的，有围观下象棋的、下围棋的、打长牌的，有对女同学评头品足的，有高声争论的，有低声耳语窃窃的，有独行散步、沉默不语的，嬉笑怒骂，大家无所拘束。

当年报国寺十分冷清，只有一家当地农民开的茶馆，学生取名叫“石中美”。茶馆样式很简单，矮式小方桌，木凳子，每碗茶就法币几角钱，很便宜。还有家餐馆名为“陈福记”，是一对湖北人开的夫妻店，星期日才开门营业，后来川大迁回成都，他们也跟随川大迁回来，在华西坝办了个西餐馆，我们学生都喜欢去，因为有感情。另外一个姓杨的裁缝社，是从成都迁去的夫妻店。晚上还有工友在大殿里卖些小吃，东西都很普通，醪糟、花生、鸡蛋什么的。

晚上自学就在寝室内。我们住得很简单，双层床，每个学生配有一张书桌，两个抽屉那么长，用的所谓洋油灯，就是墨水瓶放进煤油，拿个棉线，各人在床边放个煤油灯学习。白天在教室学习，下雨或者光线不好的时候就用这个灯，每人一盏，自己买油，小铺子有卖的。4年都用煤油灯，但习惯好，看书离一尺远，戴眼镜的人少得很。

当时峨眉山的师生有“上课讲义难，自修座位难，吃饭过时难，睡觉臭虫难，下雨道路难，晚上灯光难”之说，虽是戏说，也是实情。

读书救国书生意气雨雪纷飞老师敬业

抗战爆发后，沦陷区学生纷纷转入川大就读，年川大有学生名。当时川大学生大致可分为两大群体：一个群体属川籍，即四川各地考入川大的学生。另一个群体属于外省籍，即是从日寇占领的沦陷区由东北、华北、华东南、华中等地内迁四川，来川大借读的学生，叫借读生。他们受过逃亡的痛苦，一无所有，一切费用包括学费、衣、食及零用钱完全由国家包干供给，成绩优良的，还可另外获得奖学金。搬迁峨眉山后，因校舍有限，川大不再收借读生和转学生。

两个群体的学生都能够刻苦、勤奋地学习，他们的衣、食生活都很简朴，学习上相互辅导，成长上互相勉励，我们彼此相处都非常融洽、和谐。我们这一代大学生深受“读书救国”思想的教育和影响，大家秉持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志气和意愿，在“读书与爱国”这两种思想交织下，在峨眉山朴实敦厚的学风熏陶中，这一时期培养的学生也难免沾点“书生”的气息。

学生大群体内又有小群体：“借读生”以省籍为主成立本省川大同学会。川籍生以原中学为名成立川大同学会，每年各举行一次“迎新会”，欢迎新同学入川大，一次“送旧会”，欢送毕业生毕业。所谓会者，就是举行一次简单的会餐，叙叙乡情、友情、校情，打一次“牙祭”。各系每年的毕业生也要为老师举行“谢师会”，感谢老师的培育教养之恩。

因为学生少，教授多，讲师最多就是辅助、辅导学生。当时学校是学分制，有规定的课时，分必修课和专业课。各系一年级都要学国文、英文、通史、普通物理等基础课。二、三年级是专业课，并逐步深化。选修课都是有专长的老师开的，学生可以凭自己的爱好选，文学院可以选理学院的，理学院学生也可选文学院的课，规定了必修要修多少、选修要修多少学分才能毕业。四年级基本上是做论文，可以自己选题，但大部分都是教师命题，自己选教授。讲师和副教授不能做导师，必须是教授才行，一个教授最多指导两个毕业论文。学生的论文都要有所发现或有些创见，否则不能毕业。毕业论文都要用毛笔正楷写在十行纸的格子里，交导师评阅记分，再交图书馆保存，图书馆专门有房间保存历年毕业论文。我当时做的论文是“总理教育思想发凡”，我的导师最开始是教哲学的黄建中教授，后来原北大的教授汪奠基先生接着指导我，完成了毕业论文。

在峨眉山，老师们的生活平淡、清苦，但对学生的教学工作都是非常认真，负责到底。伏虎寺常年处于浓雾、小雨包围中，往往雾一来，雨即至，夏季滂沱大雨，冬季大雪纷飞，老师们从住处出来，带着雨具，拿着手杖，绑上沉重的防滑鞋，穿过丛林，越过悬崖，时而上坡，时又下几十步石梯，走在凸凹不平的泥泞羊肠山路上来到伏虎寺门外，再登上五六十步的高石梯子，才能进入伏虎寺休息室，擦去脸上、头发上、衣服上的雨雪，立即和颜悦色地走进教室，清点学生上课人数后，要讲授的内容一板一板地写在黑板上，必要时作些口授。学生们必须迅速地抄下板书的内容，因为当年很少用统一的教材，又没有印刷讲义的油印设备，全靠老师的板书内容和指定的必读参考书。各门课程的期终考试，实行闭卷答题，考试的方式比较少，多门课程实行开卷考试，写读书报告。老师们都很耐心地对学生写的读书报告一篇一篇的评阅记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