戈壁母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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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我们赞美母亲时，总会把勤劳善良、坚毅刚强、无私奉献、宽容隐忍这些词汇统统拿来。还嫌不够。如果好词汇能像鲜花、麦穗那样易得，大家一准会车拉肩扛手捧，一股脑全奉上。因为这是献给母亲。一个特殊机缘，我几次走进新疆兵团，结识了一批被称为“第一代戈壁母亲”的伟大女性——来自山东的军垦女兵，之后，我澎湃着的心再也没有平静过。当我提起笔，发现自己同样犯了“词穷”的毛病——我该怎样赞美你们呢，戈壁母亲？

地窝子前的新疆军垦二代

思考良久，我想还是请一位母亲代表亲自“出场”，让读者自己去品评吧。

段丰英介绍自己时是这样开场的——

我这个人傻大胆，不怵头，不服输，不怕吃苦，也没有坏心眼。这样的脾气使我一生坎坎坷坷，忙碌劳苦，也有一个幸福晚年。回过头来想想，70年就像一场梦。

我的老家在栖霞农村。兄弟姐妹6个，我是老大，上了3年学就下地干活了。年3月，新疆来招女兵，不限文化，可以进工厂进学校，可把我乐坏了，毫不犹豫就报了名，尽管母亲不同意。那年我17岁。那一次新疆在胶东招了七八千女兵。

我们编成若干区队，每队三四十人，招兵干部让我当区队长。先是坐了四五天火车到天水，又改坐苏联的羊毛车。一车坐四五十人，一个车队五十来辆，说走一起走，说停一起停。车头架有机枪，由男兵守着，浩浩荡荡，风沙滚滚。一路上除了戈壁滩就是大沙漠，总也望不到边。后来才明白，新疆刚解放，土匪很猖狂。听说有进新疆的车被土匪打爆车胎，然后再打死车上的人。

我坐在一个汽油桶上，本来晕车厉害，一路颠簸，把胆汁都吐出来了。车子不能随便停，我们在车上吃煎饼卷大葱，喝废汽油桶里装的水。小便也要在车上，尿在脸盆里再从车上倒下去。一次到了宿营地，给大伙分骆驼肉，不能生吃啊，实在没办法，我们就学着男兵拿脸盆煮，吃得也津津有味。一个多月以后，到了天山以南二军第6师驻地焉耆，休整三天，就把我们分配到各团了。我去了17团，也就是兵团成立后的21团。车子走啊走，把我们拉到一个荒滩上，说到了。下了车，眼前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，还有一人多高的芦苇。伸长了脖子东张西望，学校在哪里？工厂在哪里？

那个地方叫哈拉毛墩，是我们以后屯垦戍边的大本营。

我进新疆的初始目的，是寻访一支诞生在渤海解放区的部队渤海教导旅。年2月25日，在山东渤海区诞生了一支神奇部队。带兵干部是从延安三五九旅来的老红军老八路，一万三千人的部队集结完成，在我的家乡庆云展开了半年多大练兵，然后悄悄离开渤海区，归建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，番号独立第6旅（后来的二军第6师），开上解放大西北的战场。新疆和平解放，第6师随王震率领的10万大军挺进新疆，与在疆陶峙岳10万起义部队一起屯垦戍边。20万大军播撒在新疆天山南北，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顿时就有了生机。

没有女人安不下心，没有儿女扎不了根。接下来，就有了“八千湘女进天山”“两万山东女兵进新疆”的壮举。

近70年过去，段丰英讲起这段经历，就像讲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，又有点昭君出塞，花木兰充军的味道。她说——

到了哈拉毛墩第二天，领导召集新兵开会，问同志们想不想吃桃子，想吃就要自己去栽树。要自力更生，丰衣足食，建设边疆，扎根边疆。然后叫我们表态发言。我先站起来说，你们说话不算数。在山东招兵时说进工厂进学校，可穿了军装就叫我们下地干活，有这样的兵吗？

后来才知道，把我们这些女孩子招来新疆，是给驻疆老兵做老婆的。很多人听说后就骂大街，可这时已经是部队的人，骂大街也走不了了。起初大多数女兵包括我根本没想在新疆成家，组织上就出面给介绍对象。慢慢地，女兵们就陆陆续续结婚成家，生儿育女，在新疆扎下了根。

我工作积极，天天想着拿先进。开荒造田、上山背石头挖水渠都是使出吃奶的力气。用坎土曼刨芨芨草、红柳根，那些千百年没人动的老根都扎到地宫里了，常把坎土曼撅断，磨得满手都是血。住草棚子，地窝子。夏天蚊子多得能吃人，冬天地窝子里能结冰。新疆时辰晚，夏天到了10点太阳还不落，干一天活腰酸腿疼浑身像散了架，人们望着红红的太阳说，怎么还不黑天啊。

开始部队不大会种棉花，种子下得深，苗出不来，我们女兵就天天趴在地上扒土，叫“解放棉花苗”。女兵队不会安农具修农具，机枪连都是男的，则不擅长洗衣服和缝缝补补，我就大胆提出“男帮女，女帮男”的互助法，得到男女兵的共同赞成，也得到了上级的表扬。先是选我当排长，排取消后，又当职工班班长，相当于一个连的编制。年到自治区党校学习一年，被提拔为连副指导员。

我的婚姻却拖了下来。开始上进心强，心高气傲。到了二十五六岁，身边姐妹一个个搬出了集体宿舍，想想自己也该找了，可看看周围一个也瞧不上，不知不觉就到了30岁。老刘的突然出现，把我的生活给彻底打乱了。

段丰英说的老刘叫刘双全，正是我当初要寻访的对象之一。他从宁津老家参加渤海教导旅时已经结婚。年他的妻子进新疆随了军，在妇女队工作。年春因意外事故突然去世，撇下4个孩子，大的11岁，小的还不到5岁。家庭的突然变故把刘双全给打蒙了，一夜之间人就变了形。段丰英给我讲述这刻骨难忘的人生节点时，90岁的刘双全在一旁一直用爱恋的目光望着她，还不时地补充上几句。

我和老刘都在21团。他是副团长，管生产，我是政工干部，对他了解不多。他家出事后，女同事们在背后也常议论，同情他的遭遇，但做梦也没和自己的婚姻连在一起想。

一天早上，老刘突然到我家来了。进了门只是傻笑不说话。我和他平时没有来往，天不亮突然跑到家里来，我再马大哈也猜个八九不离十。前些天团长找我去提过这事，我一口回绝了。我在党校学习时，有好几个小伙子追求我，校长的秘书是北京大学毕业的，我没同意。有个记者给我写过几封信，我一封都没回。不用说带4个孩子的大男人，就是带一个孩子的也不找。自古说书唱戏贬后娘，我丢不起那个人。

老刘这人话不多。坐了好大一会儿才憋出三句话：“登你这个门比登三宝殿还难呐！”我说：“副团长，你有事啊？”“哎呀，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！”这是第二句。第三句话：“我家里的事你都知道了吧？我今天来，是求你帮忙。”我一听就急了：“你家有困难我妈可以帮，我不行。我有对象了。”他不相信，也不走，坐在那里不说话，气氛那个尴尬啊。当时我30岁还不找对象，我妈从老家来新疆督阵了。

老刘走后我妈说，孩子，这事千万不能应，后娘不好当啊，那唾沫星子能把你淹死。要不咱回老家种地去吧。我也提醒自己：千万不能心软。没想到第二天他又来了，第三天又来了，一连十几天，天天早晨往我家里跑，进了门就低头坐在那里，也不多说，紧张得跟没喘气儿似的。

平心而论，老刘在团里威信挺高。大家都说他干活任劳任怨，办事大公无私，肯动脑办法多，没有官架子。我对他没有坏印象，但也没有深印象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同情他，他说到伤心处掉眼泪，我也跟着掉眼泪。

促使我下决心嫁给他是因为他家里发生的一件事。一天，他下连队晚上不回来。当时团里自己发电，到晚上12点就停电。4个孩子怕黑，点了蜡烛趴在被窝里玩，睡着后蜡烛把被窝点着了。火苗夹着浓烟从窗户冒出来，幸亏巡逻的哨兵及时发现，把孩子救了出来。老刘对我说这事时哭了，我哭，我妈也跟着哭。他说，我是副团长，不能不工作，可家里的孩子实在放心不下，还是请你帮忙。老刘走后，我妈说，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，他不逼到走投无路，绝不会掉眼泪的。

那年夏天，我跟老刘结婚了。他37岁，我31岁。后来听说当时有不少女孩子追求他，他都没答应，就是“盯”上了我。段丰英这么说着，我们在座的包括他们老两口都开心地笑了。

结婚那天晚上，小四靠在门口不肯走。我想，孩子这么小就没了亲妈怪可怜，就对老刘说，让孩子过来睡吧。老刘娇孩子，一听高兴了，对小四说快洗脚去。天亮时一看，小四尿了半边床。

结婚第二天，老刘去上班，我就把孩子们的棉裤棉袄被褥全部拿出来拆洗。我想，进了这个家就是女主人，就要尽到责任。老刘下班回来，一进门就乐了：“哎呀，往后家里不用锁门了。”他乐了，我一边干活一边偷偷掉眼泪，就是觉得心里委屈。

在孩子亲妈去世一年时，我对老刘说，你带着孩子们去坟上烧个纸吧。人埋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，找几块大石头压上，别让风沙吹平了。他们出门后，我自己在家里就又哭。

4个孩子都很懂事。我们结婚后，大姑娘叫我妈妈，三个小的也跟着一起叫。我说还是叫阿姨吧，她说不，叫妈妈。

坐在一旁的刘双全动情地说，老段的母亲对我家也给了极大帮助。老人家为了减轻我们的负担，将我小女儿带回老家抚养。每当我回想起这段经历，就发自内心地对老段说，感谢你在我人生最不幸的时候加入这个家庭，帮我撑起这个家。

段丰英想起什么似的，笑着说，老刘在80岁大寿时对孩子们说：“你妈妈是咱们家的功臣啊！”孩子们就呼啦啦都给我敬酒。老刘叫我讲几句，我就说：“我们没谈过恋爱，也没有花前月下甜言蜜语。你爸当时叫我来帮忙，我就来帮忙呗。”孩子们听了就起哄：“您嫁给我爸爸就嫁给我爸爸嘛，还说帮什么忙啊！”

刘双全也笑了。他笑的同时给我“凑”了一份重要素材——老段一生很节俭，从舍不得往自己身上花钱，但舍得给别人花。我前妻的父母都有病，在老家生活困难。我们结婚后，老段按月给他们寄钱。我老家有个智障妹妹，带着几个孩子艰难度日，老段每月也给她寄钱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我曾担任援非专家组组长，带领几百号人援助索马里几年，老段在家里把这些事做得一丝不苟，直到他们离世。

两人结婚的第二年，刘双全提了团长，段丰英也怀上了自己的孩子，真是双喜临门。不想，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也开始了。这对没有谈过恋爱、没有花前月下的夫妻，经历了人生至暗时刻，反倒有了甜言蜜语，如胶似漆，成了棒打不散的鸳鸯。

谈起那场运动，段丰英平静不下来了——

刚开始时，老刘什么派也不是，“造反派”就想利用他的威望整别人。可他不会见风使舵说假话，还和“造*反派”对着干，结果被升级为全团头号“走*资派”。别人家一个人挨整，我们家出了两个，我俩都挨整。团里“造反派”头子是个河南人，当初追求过我，我没答应，就怀恨在心，这回有了报复的机会就狠狠羞辱我。说我是想当官太太享清福才嫁给刘双全。我开始还辩解，说他老婆死了，撇下4个孩子没人管。“造*反派”气急败坏地说：“某某的老婆也死了，也撇下好几个孩子，你咋不去给他当老婆？”他们又污蔑老刘是叛徒，我一听火腾地就起来了：他没有老婆，我没有男人，我们正当恋爱，合法合规，我就喜欢他这个叛徒，怎么着吧？我不解气，又加上一句：你要是死了，还不让你老婆嫁人吗？这下可捅了马蜂窝，被打成死不改悔的“走资派”，大纸报贴得铺天盖地。我结婚一年多从没说过喜欢老刘，这会儿被逼急了，公开声称喜欢他，把那伙人给气得啊！他们就变着法地整我，往死里整。

老刘在团里挨斗，我在连里挨斗。我怀孕9个多月了，每天胸前挂着50多斤的木牌子，后背上还缝块大白布，写着我的三大罪状：“反革*命分子，反*党反*社会主义分子，保张（张仲瀚）干将。”细铁丝勒进肉里钻心地疼，坠得喘不过气。我用手托着，他们不让，我就蹲下。他们拽着我的耳朵拉我起来，我站起来又用手托着牌子。他们把我的手扒开，我一会又托着。下班后，又被拖到食堂继续批斗。

闹得最凶的时候，我已生下小儿子。我一见老刘挨整就心疼。如果我晚上挨斗回家见他还没回，也不顾孩子，回头跑出去就找。外面漆黑一片，见哪家房子有灯亮，就跑过去扒在窗外看；听到大礼堂有动静，又跑进去，像瞎子摸象一排排挨着凳子摸。我老担心他被打死给扔到哪里。

全团的“走*资派”都是男的，就我一个女的。白天去伐树，男人伐几棵我也伐几棵。有一次，让“走*资派”们盖房子，我挑砂浆，挂砖头，楼上楼下跑个不停。老刘在不远处赶着牲口犁地，看在眼里，难受得要命。

晚上回到家，他躺在铺上不吃饭，叫也不吭声。摸摸头，不烧。就问：“你病了？”老刘沉默了好一会说：“你自从进了这个门就拉磨，跟着我没沾一点光，没享一天福，我心里难受。你还是带着小儿子走吧。你离开我日子或许好过些，起码‘造*反派’不再找你的麻烦。”

听他这么说，我的火一下子起来了：你让我往哪里走？你给我指条道。你不要把我段丰英看扁了，我能跟着丈夫为官，也能跟着丈夫为民。你若是去劳改，我给你看门带孩子等着你；你若是去要饭，我挎个篮子陪着你。我当初也不是因为你当副团长才嫁给你，现在你撤职倒霉了，就会嫌弃你离开你。我既然嫁给你，就不会后悔。

老刘蹲“牛*棚”，一个礼拜放两个钟头假回家换衣服。一次有个难友跟他一起到家来，我买了猪肚用水一煮，放点盐，倒了一壶酒，两个人喝了乐呵呵地回了“牛*棚”。坐在一旁的刘双全感慨道，那时虽然困苦，但这是个家，很温暖。

唉！那几年是我一生最艰难的日子。往前看，不知什么时候能熬出头。有时候看着戈壁滩上长长的送丧队伍，看着夕阳下趴在坟头哭得死去活来的孩子们，不知道灾难什么时候就降临到自己头上。能做的，就是两个人互相搀扶着往前走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人，只要你心中有个牵挂，再艰难再复杂的环境也能扛过来。

段丰英的讲述让我感慨万分。在那个特殊年代，有多少平时恩爱有加的夫妻，劳燕分飞，反目成仇。这位平时总爱说自己没文化、马大哈的女兵，为何心里像明镜一样呢？
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，新疆边地形势紧张，兵团根据需要，各团场增设值班连队，荷枪实弹，平时劳动，战时打仗。我被“解放”不长时间，就任命为21团值班连连长。我当时正怀着第二个孩子，身体虚弱，怕不能胜任。可又一想，你当兵来新疆干什么？不就是保家卫国吗？我段丰英是怕死的人吗？我是党员啊！党员就要冲锋陷阵。当！我背上枪就走马上任了。

刘双全说，值班连完全军事化管理，站岗放哨，打靶跑操，冬季还要顶风冒雪去野营拉练。师里举行值班连练武比赛，50个值班连中只有老段一个女连长，虽然她身怀六甲，但和男同志一样，在练武场上丢炸药包，扔手榴弹，趴着跪着射击，取得了优异成绩，成为全团赫赫有名的女连长。

渤海教导旅女兵马金仙说，在新疆，戈壁母亲有很多，段丰英是一个典型代表。女兵田毅的女儿刘平则说，段阿姨不仅是6个孩子的母亲，也是新疆戈壁滩上最了不起的母亲。

每每看到“戈壁”二字，就联想到西北边陲无边无际的沙漠戈壁，年年都有的干旱，季季都有的风暴，还有似锦的繁花，白银王国（棉花），塞上江南。就想到“生而不死一千年，死而不倒一千年，倒而不腐一千年”的胡杨。戈壁母亲，新中国最伟大的母亲！

（散文“戈壁母亲”刊发《青岛文学》年4期。刊发时题目改为“雪莲花”。文中部分内容有删减）

（注：有少量图片来自新疆兵团第二师档案馆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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